沙頭角

　　●“邪教”對個人安全的危害，表現很清楚，主要是殘害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。
　　●“邪教”對社會的破壞，是把他們的理念、秩序、紀律、權威、組織都置於社會的主流價值觀、公共秩序、法律、政府和各種團體之上，對法律肆意破壞和踐踏。
　　●“邪教”組織敵對政府，敵對國家，對國家安全構成了潛在的或現實的危害。
　　訪談嘉賓：王世洲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）
　　“邪教”的歪理邪說誘使教眾仇視社會
　　1、新京報：從法律層面看，“邪教”組織如何定性？
　　王世洲：從目前的情況看，邪教已經很猖狂了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。什麼叫做“邪教”，各國的說法也不太一樣，但有一點得到普遍的認可，就是利用宗教學說，或類似於宗教的學說，來危害人權，破壞社會秩序，是具有反社會、反人類、反政府色彩的非法組織。
　　2、新京報：“邪教”組織有哪些特征？
　　王世洲：主要的組織特征有兩個。一個是教主崇拜，主張對教主的絕對崇拜或神化崇拜，然後在此基礎上對教眾進行精神控制，以此摧殘教徒的意志，最終完全無條件地聽命於教主。
　　另一個就是非法特征，“邪教”組織具備法律禁止的基本條件。
　　3、新京報：“法律禁止的基本條件”怎麼解釋？
　　王世洲：我認為主要表現在最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方面。
　　從被動的意義上講，就是對教眾進行控制時所使用的異端邪說，讓教眾仇視現實的社會秩序，經常導致教眾消極遁世，消極厭世，還容易導致大規模的厭世自殺。
　　從主動的意義上講，“邪教”的歪理邪說很容易誘使教眾仇視社會，藐視法律法規，從而走上組織犯罪活動，進行反社會、反政府的道路。同時，“邪教”組織利用歪理邪說攫取金錢。
　　這些，在本質上，與其他犯罪沒有太大區別。
　　“邪教”組織要求崇拜的教主是現世的人
　　4、新京報：對於公眾來說，“邪教”組織總有某種神秘色彩，並因此帶來一些恐懼心理，為什麼會有這種神秘色彩？
　　王世洲：“邪教”組織的社會危險性，還表現在對外是封閉的，對內是教主至上的，這樣就有了封閉性、詭秘性和結社性的特點。所以，“邪教”組織是一種秘密結社。
　　5、新京報：既然“邪教”組織利用宗教學說，那麼和正常的宗教有什麼區別？
　　王世洲：在偶像崇拜方面，“邪教”組織要求崇拜的教主是現世的人，同時把現世的人神化為現世的神，這是和正常宗教中的偶像崇拜最大的區別。
　　在組織體系方面，“邪教”組織都有嚴密的組織體系，等級森嚴，並且實行的是強制洗腦、各級管制的殘酷統治。而正常的宗教往往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，並且教徒之間是平等的。
　　6、新京報：正常的宗教讓人虔誠，而“邪教”組織則往往帶有欺騙性，大家的這種印象對吧？
　　王世洲：是，在終極追求方面，“邪教”組織沒有終極追求，常見的是以實用主義的個人利益為目標，教徒也大多抱著實用的目的，比如所謂“為了家人安好”“強身健體”“特異功能”之類。這樣一來，組織者可以藉機斂財。
　　而正常的宗教是倡導信徒排除物欲，排除外界的物質刺激和誘惑，將此作為最高目標，從而超越自我，達到精神超脫和境界升華。正常的宗教是教育信徒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，並且它的戒律大多和世俗的道德、法律是相吻合的。
　　在社會功能方面，“邪教”組織總是把人引向道德淪喪的、愚昧混沌的狀態中，而宗教總是積極地把人的思想行為引向文明社會的道德之中，這是“邪教”組織和宗教最重要的分水嶺。
　　“邪教”組織是一種特殊的犯罪集團
　　7、新京報：“邪教”組織的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哪？
　　王世洲：根據我國的法律，“邪教”組織是一種特殊的犯罪集團，這個說法一般是被承認的，所以“邪教”組織的危害性，是表現在三個方面，一個是對個人安全，一個是對社會安全，一個是對國家安全。
　　8、新京報：對個人安全都有哪些危害？
　　王世洲：“邪教”組織對個人安全的危害，表現很清楚，主要是殘害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，一般來說首先是把殘忍的手段肆意傷害信徒和反對邪教的人，就以此次山東招遠的事件為例，就是因為索要手機號碼，對方不給，所以對於反對自己的人往往就會採取殘忍的手段來傷害乃至殺害。
　　“邪教”組織的教主，一般往往都說自己有特別神異的能力和靈驗的方法來保護信徒，這樣就巧妙地剝奪了信徒維護自身健康和獲得醫療服務的權利。當然，還包括利用各種手段強姦婦女等。
　　同時，危害性還表現，一方面是對信徒的人身控制，非法剝奪人身自由權。另一方面，剝奪組織成員的思想自由、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，用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說，對信徒進行心理控制和洗腦，讓他們成為邪教的精神俘虜，改變信徒原有的人生觀，改變傳統的社會公德，讓信徒對家庭喪失基本的責任感，喪失對事業的進取心和追求，產生精神頹廢，意志消沉，在精神層面成為一個“廢人”，從而成為對教主言聽計從的精神附屬品。
　　由此，還帶有對個人財產的侵害，教主千方百計欺騙教徒，讓教徒心甘情願把錢財都交給“組織”，並美其名曰“奉獻”。
　　9、新京報：對社會安全的危害呢？
　　王世洲：“邪教”組織的產生，本身就是以反對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為基礎的，然後對現實社會持否定態度，並認為人類社會已經墮落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，需要他們來拯救。因此，他們把自己的理念、秩序、紀律、權威、組織都置於社會的主流價值觀、公共秩序、法律、政府和各種團體之上，對法律是肆意破壞和踐踏，而對邪教的批評者、揭露者、反對者，輕則進行人身攻擊，重則加以殘害。嚴重者還會製造事端，衝擊國家機關，擾亂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秩序，有時還會脅迫教徒集體自殺。
　　10、新京報：記得你幾年前曾出版過《危害國家安全罪研究》（中國檢察出版社），作為國內唯一從國家安全層面探討邪教的專著，其實也是把邪教組織的危害性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，對吧？
　　王世洲：對，“邪教”組織往往容易成為境外反華勢力的利用工具，或者說是敵對勢力的打手，二者相互勾結，在歷史上都有這種例子。比如反動會道門，就曾被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所利用。
　　作為境外反華勢力在境內的代言人，“邪教”組織敵對政府，敵對國家，對國家安全構成了潛在的或現實的危害。
　　新京報記者 高明勇　　（原標題：“邪教”組織的“三宗罪”）